大汉帝国的朝堂没有太多的朝仪，大小臣工可以畅所欲言，文天祥、郑思肖、王大海、张广甫、李鹤轩、侯德富等人议论纷纷，很快形成了两种意见。
儒林名宿、孔孟弟子们认为，让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进入谏议院，公开指摘朝政得失，实在是有辱斯文。
这些谏议员提出的议案往往从自己、从自己所处的小团体出发，而不顾及国家整体利益，比方说，市井商人出身的议员就一再要求降低商税，同时认为地主从农民手中收取的粮食地租，即便不出售也应该征收商税，而地主的要求则截然相反，要求增加商税、补贴农业……
这两类的谏议员们，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，一旦议案中涉及税务问题，就会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，并以双方疲惫不堪收场。
儒门对君子的要求是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”，报效国家要做到奋不顾身，像这些市井之徒，为了蝇头小利就争的脸红脖子粗，各自的见识又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，于他自己或者选他的人有利就支持，无利就反对，根本不顾国家大事，实在是鄙薄到了极点。
所以他们提出，今后谏议员应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，至不济也得要求有相当于国立小学毕业生的文化水平。
王大海、张广甫等人则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：既然皇上曾经说过，税收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支出，那么纳税多的人自然应该享有更大的话语权，现在让一些纳税额全年不过几块、几十块的也成了谏议员，对他们这些年纳税几十万、几百万的人指手画脚，凭的什么呢？
其中楚风的老岳丈、大纺织商王李氏的丈夫，警部长王大海的发言最有代表性：“楚哥儿，您瞧，您做了皇上，我还叫您楚哥儿，不算暨越吧——皇上您念旧，我心里都装着呢。论商税这事儿，我家大娘子开的织布厂、毛纺厂，每年交税都上百万，其中还有您股份，说到交税您说多少是多少，从来没少交一分钱呀！偏生谏议院里几个年交税几千万把块的，也有脸瞎咧咧什么降税降税的，他也配？我看，既然军队、官员都是税赋养活的，那么谏议员就得按纳税多寡来，反正咱们王、祝、陈、郑、洪几个大商家都是您一手扶持的，还有东印度公司都是您的大股份……今后谁要敢对您说长道短的，咱先问问他交税有咱多吗！”
这一下不得了，儒林臣子都傻了眼，要按交税多寡来选谏议员，全天下的寒门士子不都绝了指望？当下两派吵了起来。
百代都行秦政治，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，官僚体系的运作都不受体系外的监督，无论监察御史还是儒林清议，都附着在体系上而不自成一体。楚风设谏议院，以一句“纳谏在民”为理论基础，规定帝国官员不得担任谏议员，使其完全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，这种全新的体制自然会让人不习惯，就算来自民间的匠户系官员，就算以忠孝仁义自我约束的儒门大臣，都难免对它带着敌意，而希望将其纳入自己的固有体系。
楚风呵呵一笑，若是以科举选拔谏议员，那么和儒林清议有什么区别？只怕谏议员们见面就是师承何人，房师、座师哪位，之乎者也一番，在往后就开始党同伐异……若是以纳税额选拔，更不得了，底层百姓还有个出头的日子吗？
正思忖间，两派大臣已吵得不可开交，文天祥和王大海一个大叫义利之辩、世道人心，一个说纳税多贡献就大，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“照我说啊，这两种办法都不好，无论寒窗苦读，还是缴纳税赋，都来得轻易了。”这刚刚吵到半路上，兵部长侯德富又插了一脚，他提出了第三种方案：按军功分配：“昔日大秦以军功封爵，遂东向灭六国统一天下，北击匈奴千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，南击百越，开湖广、南岭万里山河，如此赫赫武功，全从商鞅变法设二十等军功封爵始。如今我大汉帝国要与强大的蒙古帝国沙场争衡，惟有施法秦制。以军中授勋为依据，退伍回乡则为谏议员，监督地方官府，如此以来，自然人人奋勇争先，国中尚武风气必远迈汉唐，吾皇必能开边万里！”
刚听了前面两句，文天祥就知道要糟。
大汉帝国正处于战争状态，举国最重军功，军人地位也最为高尚——虽然现役军人品级最高三品，低于文官兵部长的品级，但俸禄高、提拔快，退伍后进入庶政官僚系统就不再受品级的限制，现在帝国各级政府中就有不少退伍军人，中央做到局长、地方做到州县的比比皆是，像侯德富这位文职兵部长，就是从现役军人转职来的嘛！
象征荣誉的勋章制度、忠烈祠供奉、报纸上的宣传，都把军人的社会地位提得很高，考虑到目前军事是帝国各项事务的重中之重，那么这个建议在朝堂上通过、在民间受到欢迎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了。
文天祥着急了，他接二连三的朝着女婿使眼色，可乘龙快婿侯德富像是没看到似的，把要说的话全说了出来。
这小子，回去得收拾他，连老丈人都不放在眼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……文天祥板着块脸，很不高兴。
侯德富也是无奈啊，皇上刚才使了个眼色，我能不出头吗？唉，回去只好陪老泰山大人下十盘棋，连输十次，他老人家应该消气了吧？
正想着呢，身后有人扯了扯衣襟下摆，回头却是李鹤轩这家伙捂着嘴直乐，嗨，这个地里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他！
无奈楚风还看着这边呢，侯德富只好硬着头皮道：“商人的金钱是汗水换来，书生的学问是墨汁，战士的勋章却是拿血换的，试问汗水、墨汁能和鲜血相比吗？如果选谏议员，应该按军功来算！”
朝堂之上哗的一下炸开了锅，刚才还互相指摘的两派，一起把矛头对准了侯德富。
“圣贤的思想比武夫的刀剑更有力量，华夏的伟大不是源于她的武力，而是她的文化！”郑思肖白净的面皮胀得通红。
“没有农夫耕地、商人办厂、工人生产，哪来汉军的粮饷、刀枪和盔甲！”王大海义正词严。
眼见侯德富成了靶子，楚风心里偷着乐呢，脸上还得装出副正大庄严的神色，双手向下虚按，大声道：“别争啦，都别争啦！”
大汉帝国的朝堂之上虽然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，但对这位光复华夏、力挽狂澜的开国之君，人们都给予足够的尊重，很快吵嚷声停歇下来。
“商人、书生、军人，都觉得自己贡献大，谁也不能说服谁，咱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共处一室，各种阶层的想法互相砥砺、互相融合，就如咱们刚才那样呢？方才我的大臣们，不一样也争的面红耳赤吗？”
楚风此言一出，朝堂上的官员们都有些脸红，确实啊，笑话商贾、地主和农夫们为了点蝇头小利争的不可开交，可自己不也为了派系利益互相争论吗？谁又比谁高一截呢？
文天祥还是有些不服气：“这且罢了，可咱们这些大臣，毕竟要么世受国恩，要么饱读圣人经书，知道从全局、从朝政得失的高度议论，持的是君子之争；现在三教九流选进来的谏议院，却是乌七八糟的，什么人都有，不是太过亵渎了吗？而且老臣以为，应当选择有德耆宿进入谏议院，而不是这些贩夫走卒！”
哦，真的如此吗？楚风笑笑没说话，他身边的赵筠发言了：“文伯伯，您还记得当初贾似道搞打算法的事情吗？”
文天祥闻言一怔，打算法这事他是清清楚楚。
贾似道是个大奸臣，但他也不是个白痴，他非常明白一个道理：如果大宋朝完蛋，他这个大奸臣也得不了好，难不成忽必烈还肯让他当大元朝的权相？
所以他搞了个打算法，主要是清理全国各地各级官僚、地主的财富、田地，收拢起来为国家抵抗蒙元所用。这法本来是好法，可人们一则不相信贾似道，二则也舍不得拿钱出来，生生的把这个办法搁在半空中废掉了。
文天祥却知道打算法确有可行之处，要是能切实推行下去，招募、装备起一支精锐大军，再借着李庭芝、张世杰两位杰出统帅的指挥，大宋再拖几年，甚至运气好拖到海都发难、伯颜北上，大宋朝说不定就不会亡了。
想到此处，文天祥也就明白了赵筠的意思，“不仅贾似道的打算法，王荆公变法何尝不是好事？于民间推行却全然走了样，可惜呀，可惜！”
楚风笑了，无论秦代行法家，还是后世历朝历代的外儒内法，“法”，也即制度，是治理国家的根本，但不管什么样的制度，执行者都是人而不是机器，在执行过程中就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偏差，而且越到基层这样的偏差越大，本来的仁政，反而可能成为害民之政——这是自上而下，向上级负责的官僚体系无法避免的弊病。
惟有谏议院制度，自下而上，把民间最基层最真实的情况以谏议折子的形式反馈回来，则朝政得失全在其中！
“至于谏议员们出身各别、良莠不齐嘛，我好像没规定必须采纳他的谏议吧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何况，你们手头掌握得有报纸的，同样可以和他们笔战，大家笔头上论输赢——相信真理越辩越明。”
楚风狡鲒的笑了笑，谏议院只是他给帝国政治体制中埋下的一颗种子，这颗种子什么时候能够发芽，成长，全在控制之中，要是有居心叵测的人想凭借这个体制做点什么，制裁他的办法，有的是！
大汉帝国的印刷机轰隆隆的开动，无数张印着生动图画、配上文天祥亲自撰写的文章的报纸，出现在临安城的大街小巷，随着剪式船和长江、京杭大运河、黄河、钱塘江几大内河水系运到了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。
报纸上的图案，是随军记者的铅笔素描，淮扬之地被张珪践踏的惨烈场面，活生生的出现在人们的眼前：赤身露体的女尸、被焚烧的家园、还有襁褓中的幼儿被武士们挑在大汗弯刀的刀尖……
《扬州之屠》，文天祥用他的如椽大笔活灵活现的描写了李庭芝殉国之后，扬州城遭到的毁灭命运，文字生动、催人泪下，就如他此前所写的《指南录后序》一样，令人无法忘怀。
豪杰扼腕、壮士嗟叹，这样惨烈的场面，已经承平的临安人并不陌生，常州之屠、扬州之屠就发生在身边。
“辽人起于塞外，金人起于辽东，蒙古起于朔漠，长城并不曾挡住他们南下的步伐，草原铁蹄一次次践踏了我们的家园。敌人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中原腹地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塞击敌？恶狼并不会放弃它的猎物，它只是待在隐蔽处悄悄舔舐伤口，等待着下一次出击！”
临安府谏议院中，谏议员崔世安朗读着这段话，眼中已是老泪纵横：“我混蛋，我傻呀！不舍得年纪轻轻的儿郎们像我儿子那样血染沙场，却不知道鞑虏怎么会乖乖待在塞外喝风？辽人、金人、蒙古人，都想来抢咱们的中原花花江山啊！”
报纸上的图文，深深的激怒了谏议员们，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百姓，并不是有什么深刻政治思想的大政治家，讲太多的大道理他们不会明白，倒是这样直观的图文，让他们分外清醒。
“岁币，买不来和平，盟约，换不来友善，只有出击塞外，彻底消灭敌人，消灭这个战争的策源地，我们才能一劳永逸，给子孙后代一个和平环境！”
出塞，这是谏议院下一个议题！(未完待续，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登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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