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节

  那天黄昏,星光早早挂上树梢,老太太挽着我的手,走过初春萌芽的梧桐树荫。她家在思南路,有许多深宅大院,不少名人故居。面对曾经或此刻住在这里的人们,我时常有些自卑。
  拐角花园里有栋三层洋楼,门口堆满杂物,底楼的厨房间,飘着炒菜的油烟味。老太太抱怨道,乌烟瘴气!踏上幽暗的楼道,二层住着许多户人家。直到顶楼,她掏出钥匙让我开门。
  进门有个宽敞的客厅,窗下是花园和树荫。三面墙上都是书柜,从地板排到天花板,各种厚厚的书脊对准我,好像无数细长的砖缝。房间弥漫温暖的腐烂味,好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棉被,长久没有晒过太阳,扑面而来,难以逃脱。我把老太太放进大沙发。你家里人呢?
  没有。
  一个人住这套房子,就有些奢侈了啊。目测客厅有三十多平方米,里面还有卧室和卫生间。
  要不要我关照一声楼下的邻居,让他们上来照应?我想这种老房子,街坊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的。
  不要啊,住在这里的人,都是些自以为是的戆卵,他们不知道速溶咖啡简直是马尿。她说话直接而刻薄,像在邮局里不停地投诉这个投诉那个。
  我要告辞时,老太太指着身后的书架说,你随便挑一本书带走,算作我答谢你的礼物。快,我看你会挑哪一本。
  那一年,我还没有在网上看书。常站在书店里半天,在书架前看完整本书,只有最最厚的那种,才会掏钱买回家,小心地翻看好几遍。
  这面书架上都是外国文学,八十年代没版权的老书,我的手指头哆嗦如偷书贼,拿了本卡夫卡的《诉讼》。
  春夜,我像出笼的小鸟,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,开始第一次阅读卡夫卡。
  又是个周日,快要下班,我坐在邮局的窗口后面。老太太出现,照旧买了张明信片。我感谢她上次送我的书,她问我看懂了吗。我是整个通宵看完的——约瑟夫·k,看完有些害怕。
  这么说来,你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?
  没有啊。
  你在说谎。老太太拉下一张脸,别转屁股往外走,快要走出邮局门口时,我喊了一声,你说的没错。
  她回头,微微一笑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。她向我歪歪脖子,意思是让我跟着她走。我问她心脏没事了吧。
  信不信我能打死一头牛?听老太太这样说话,我憋着没笑出来。去我那里坐坐?她问。
  但我摇头。
  上次你到我家,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,很喜欢那几排书架,没说错吧?
  嗯……无法反驳。我第二次送她走过思南路,回到顶楼的房间。
  她让我在书架上随意挑选,但每次只准带走一本。她的藏书有些闻所未闻,我一本本拿出来,翻开几页又塞回去,直到《老人与海》——因为在老人的房间里吧。等我回头,桌上摆了几盘冷菜,还有一锅热腾腾的蛋炒饭。要请我吃晚饭吗?我往外走,又说还不饿呢。
  你这孩子又说谎了!老太太的声音异常严厉,都听到你肚子里的叫声了!
  好吧,肚肠是最诚实的,都怪我午饭在单位旁边的阿娘面馆吃得太少了。当我坐在餐桌前,她让我给家里打电话。你不回家吃饭的话,妈妈要担心的吧。
  想想也是,我用老太太的电话打回家里,说是单位同事临时请客吃饭。打完电话,我知道她又要说我了,抢先说声对不起,我没有说实话。
  好吧,可以原谅你,并且记得,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,包括你最好的同事,也包括你的妈妈,别说你来过这里。
  那么神秘?
  别问为什么!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——假如一辈子都不知道也没关系,世界上总有许多事情,是不需要理由的。嗯,吃的味道如何?
  我总是呆呆地说,蛮好,蛮好。
  狗屁!难吃得要命!我自己做的炒饭能不清楚吗?做饭是我的弱项。好吃就是好吃,当你感觉味同嚼蜡,就说出来,哪怕摔碗也没关系。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下厨做饭,上次我把整个灶台都烧焦了。
  告别之前,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: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?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,如果叫阿姨又太违心,我天生脸皮薄,肉麻的话说不出口。
  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,声音仿佛年轻了三十岁——叫我卡佳!
  卡佳?
  回到思南路上,我仰望梧桐树丛中她的窗户。有一盏昏黄的灯光,但看不出任何人影。月光悬挂在屋顶,让我想起书上看来的恐怖传说,会不会是吸血鬼老太婆呢?但我不在乎。
  周末,我经常跑来陪伴这个名叫“卡佳”的老妇人。她的脾气古怪,有各种各样的禁忌。她最讨厌撒谎,逼得我每次把心里话直截了当说出。从未见她有亲戚朋友,也不与邻居来往,门口撞见都不打招呼。我相信,除了我没人敲过她的门。她说现在的人都没礼貌,根本不值得相交。我也不敢问她,到底有没有家人。好像那是个雷区,一张嘴就会引爆。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,也不知道她的年龄。我偷看过她的信箱,但没订阅报纸,也无任何来信——这意味着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,都是有去无回。
  卡佳(以后的余生里我习惯叫她这个名字)问过我许多问题,比如爸爸的职业。我不加掩饰地说我爸是电工。她说她很喜欢这个职业!我想她是在奖励我的诚实吧?但后来,我才明白其中缘由。
  轮到我问她了。卡佳,你以前是干什么的?
  她不响。
  作家?老师?教授?
  她无声地摇头,否决所有可能,最后说,我干了一辈子公交车售票员。
  开玩笑?
  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买票的夹板,一股公交车上拥挤的汗臭味,从各个角落涌入鼻孔。
  卡佳常问我读过什么小说——金庸的几乎全部,还有三国演义、西游记,红楼梦我没读完,但水浒读过至少一百遍。世界名著嘛,从前家里有本《悲惨世界》,滑铁卢战役的那段,我读过十多遍。但我最喜欢的,是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,最后于连上了断头台,玛蒂尔德小姐抱着爱人的头颅去埋葬,成为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。有时候,我觉得自己像于连,但又不像他那么聪明和世故,更没有他的好运气,可以遇到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这样可爱的女子。这些本该永远深藏在内心的话,我全倒出来告诉卡佳了。
  她没有任何评价,只是向我敞开她的书架。不到一年时光,我读了马尔克斯、卡尔维诺、博尔赫斯,还有叶芝的诗……她也会推荐一些给我看,比如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白夜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——为什么都是俄罗斯的?
  看过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吗?
  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过。
  你能帮我把这部电影弄来吗?我还想再看一遍。
  卡佳的要求与众不同,但我总有办法为她实现愿望。那年秋天,我费了几番周折,在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,买到了这张译制片经典。老太太家里没有vcd,她给了我两千块钱,我给她买了台超强纠错的国产vcd。
  思南路的梧桐树叶金黄,窗外枝丫萧瑟。我为她拉上窗帘,像黑暗的电影院播放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。从前看这片子,觉得苏联完全是发达国家,不比美国差,比日本先进多了,至少房子宽敞,还有私家车。那是个文明的世界,到处是博士和院士,开口闭口您啊您啊,男女关系也更开放……我记得很清楚,女主角爱上的钳工果沙,他的生日与我相同。这片名在中国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,总是用来安慰失意者: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——我能从中听出几分残酷。
  电影开始于1958年的莫斯科。
  1958年,我也在莫斯科,卡佳说,那年我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字——卡婕琳娜,昵称卡佳。
  你在莫斯科还有朋友对吗?所以,你每个周末买明信片,寄到莫斯科去?
  看电影吧!
  她不再回答,安静地缩在沙发里,整张脸陷落于阴影。
  vcd放完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,二十岁的我没有流泪,只觉得故事有些意思,仅此而已。
  卡佳沉默了两个多钟头,没去过洗手间,也没说话。最后,片尾曲响起“亚历克桑德拉……亚历克桑德拉……”我蹲在她跟前,看着她低垂的眼皮。跟我说说莫斯科吧?
  都是过去的事了,你最好别知道,否则会后悔的。
  她的目光别向房间尽头,仿佛墙上晃动一扇无形的窗,推开就是那座冰雪覆盖的城市。
  莫斯科,五海之港、森林中的首都、千顶之城、无数次被烧毁又无数次重建的不死之城。而对我来说,莫斯科是一部电影——四十多年前,我被公派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,学习电影导演与编剧。
  在拉紧窗帘幽暗静谧的顶楼房间里,从她嘴里说出的前尘往事,像胶片放映在霉烂开裂的天花板,纤尘不染的地板,迷宫般的书架上……
  1958年,在莫斯科,全世界第一所电影学院。我的梦想,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女导演。
  学电影很有趣吧?
  看电影和拍电影完全是两回事,你知道安德烈·塔尔可夫斯基吗?对,你不会知道的,他的电影怎会在中国公映呢?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学,也是个很奇怪的人。那时候,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拍出特立独行的电影,就像他本人那样。
  他的才华比你还多吗,卡佳?
  小东西,你说什么呢?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论?别侮辱一个天才!听我说,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时候,才会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华。当你还年轻,如果有幸发现,千万不要让它溜走。
  当你在莫斯科,卡佳,一定很漂亮吧?
  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悦,而是蹙着眉头说,你越来越会说话讨好女人了——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你,记住了吧,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讨我开心!1958年,每个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我——电影学院乌黑长发的卡佳,不仅是中国人,还有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,也经常到电影学院来找我。
  但你都瞧不起他们?
  你怎么知道?
  卡佳,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啊,瞧不起任何人!你是个骄傲的人,不是吗?
  哈,你越来越了解我了?不错,但我并不讨厌他们,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,除了某些人。比如——阿廖沙,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,他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,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时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。他经常请我去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芭蕾舞。
  可是你不喜欢他?
  对,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!你是嫉妒了吗?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!
  嗯,这我就放心了——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。
  还有一个人,他叫米哈伊尔,但是苏联人,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,海水般的蓝眼睛,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。
  他很帅吗?
  差不多,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,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,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。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,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。但我不喜欢他,虽然迷恋过他的脸。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,冬天暖气烧得火热,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,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。他太有教养了,说话彬彬有礼,每次在餐厅吃饭,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,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。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,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!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,记住了吗?
  嗯,卡佳。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。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!阿廖沙?米哈伊尔?
  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,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,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。
  在莫斯科,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?
  卡佳又不说话了,陷在沙发中半晌,摇摇满头的白发说,有的。
  他是谁?
  出去吧,今天你问得太多了!而我说的也太多了!你知道吗?记忆就像是一杯水,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,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。
  莫斯科究竟长啥样?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,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,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。
  这天晚上,我梦见了莫斯科。
  那些年,我做着平凡的工作,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。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,没什么共同语言。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,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,仅此而已。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,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,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,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。于是,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。
  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,因为不会装逼。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——自己是唯一的听众。从十八岁到二十岁,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。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,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,换了好几本黑面抄。
  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,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,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,看诗刊,看收获,看莫言的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》。后来,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。
  我在为前途而彷徨,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。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,渐渐丧失腼腆,学会扑克牌和麻将,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,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。
  亲爱的小东西,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,也许你还有机会,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,那才是完蛋!她这样回答我。
  于是,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。
  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。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,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,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,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。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,害怕她会批评我,就像她直率的性格。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?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……
  果然,她淡淡地说,你没有写诗的天赋,可惜啊。1958年,在莫斯科的广场上,每天都有人在念诗,有人念普希金,有人念白银时代,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。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,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,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,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。
  那个人是谁?
  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,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,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,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,你可以试着写小说。
  我们认识一年了。偶尔,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;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,就像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里的苏联人那样。她的行动虽然迟缓,兴致却高得很,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。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,国产的酸黄瓜,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,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。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,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,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草帽歌》等好多歌曲,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。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,我知道他是谁,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。而我就是那样的人,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。
  但自从认识卡佳,我就变得开朗了些,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。
  坐在野餐垫上,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,卡佳说,如果我有儿子的话,我就叫他格奥尔基;如果我有女儿的话,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。可惜,我既没有儿子,也没有女儿,更不会有孙辈……但我有回忆。
  终于,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。
  1958年5月1日,国际劳动节游行。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,红场上人山人海,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,队伍全散了。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。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,但那天人很多,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,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。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,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。他很年轻,大概二十来岁,穿着朴素而简单,就像个工人,手里却拿着本书。他想把座位让给我。这种事常发生,你知道,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。我坐在他的位子上,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。他站在我对面,左手拉扶手,右手依然捧着书。封面正对着我,别列亚耶夫的《陶威尔教授的头颅》,竟是本科幻小说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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